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句话高度评价了华侨对于辛亥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的确，在辛亥革命时期，广大华侨是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在海外各地的华侨约有八百万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等地。华侨对侨居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他们在世界各地却往往受到歧视、排挤甚至迫害。例如：法国殖民者在西贡对华侨征收种种苛税；在美国各地连续发生禁止华工入境、围攻华工、纵火杀人、逮捕和侮辱华人等排华事件。

腐败的清政府不仅不能维护广大华侨的利益，保护华侨生命财产的安全，反而对归国华侨和侨眷进行种种欺压和掠夺。华侨回国往往受到官吏、市侩的欺凌，而官府却不能给予保护。华侨“甚至挟赀归来，不数月而荡家破产者”。华侨眷属在国内，更是受到多方勒索，因此，广大华侨对清政府十分不满。

日俄战争以后，由于日本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使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当地殖民政府对他们刮目相看。这一事实给华侨以很大的刺激，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他们对于反抗殖民压迫，推翻清朝统治的要求更加迫切。在国内革命风潮的影响下，在孙中山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下，广大华侨逐渐走上支持和参加革命的道路，对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首先是大力支持孙中山在海外创建革命组织。

孙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在兴中会筹建过程中，孙中山得到华侨孙眉、邓荫南等人的大力支持。邓荫南利用他的社会声望，协助孙中山召集檀岛的有识之士，他率先加入兴中会，并被推举为副主席。他变卖家产资助兴中会，并介绍多人参加，为扩大兴中会组织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他又协助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广东分会。

最先参加兴中会的二十多人都是华侨，包括资本家孙眉、邓荫南、银行经理何宽，工人宋居仁、李杞、候艾泉等。兴中会后来发展到约五百人，在有姓名可考的二百八十六人中，华侨为一百七十六人，占百分之六十以上，据此不难看出，华侨对兴中会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很大作用。

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它的章程中指出：“方今强邻环伺，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这段话表明，兴中会的组织是为了救国救民，这同华侨爱国的愿望完全符合，无怪它得到许多爱国华侨的同情和支持。

兴中会最初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一九0四年一月，孙中山为争取洪门组织为革命效力，亲自参加了檀香山的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致公总堂盟长黄三德的支持下，孙中山于一九0四年四月为美洲洪门致公堂重订章程，规定美洲洪门组织一律称为致公堂，并且把他于一九0三年在夏威夷建立的中华革命军的誓词中的十六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7页），作为致公堂的宗旨，鼓励洪门成员及广大华侨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华侨、洪门人士尤列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东南亚地区第一个以民主革命为宗旨的洪门组织——中和堂，它实际是兴中会和洪门相结合的一个组织。中和堂在吉隆坡、槟榔屿等地设立了分堂，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吸引华侨参加革命活动。

一九0五年八月，兴中会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把中华革命军誓词中的十六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同年十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主张。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即着手在东南亚等地设立同盟会分会或支部。它在国内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进行公开活动，而在国外华侨中却轰轰烈烈地开展工作。在华侨最多的东南亚，在华侨的热心支持下，工作进展极为迅速。同盟会大多数海外分会固然是是在孙中山及同盟会骨干的推动下成立的，但也和华侨的热情支持、积极参与分不开。一九0六年四月初，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尤列等人趁孙中山到新加坡之际，建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该分会最初设在张永福的“晚晴园”别墅，新加坡华侨先后加入同盟会的就有五百人左右。新加坡分会的负责人陈楚楠、林义顺等人还受孙中山委派，去槟榔屿、吉隆坡组建同盟会分会。后来又派人去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马来亚各地发展同盟会组织，都得到华侨的支持。越南、柬埔寨、暹罗（泰国）和菲律宾等地，华侨也都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有些华侨还带着儿子一同入会。一九0八年三月到一九一一年，缅甸加入同盟会的华侨有2343人。

有些华侨中的同盟会会员，还担负起回国发展同盟会组织的任务。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的黄乃裳，曾在厦门担任同盟会的主盟人。黄蕴珊由新加坡回厦门，在警察中开展活动，发展总巡官及各分局巡长为同盟会员。此外，从泗水回国的同盟会员蒋以麟、黄吉顺等分别在泉州、漳州等地担任主盟人。在广东大埔，华侨同盟会员张蔚然、郭守毅等，“负责奔走于南洋与内地之间，发展组织”。这些情况表明，华侨对国内一些地区同盟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一九一0年，同盟会在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支部，不久，美国西部又组织了15个分会。正如同盟会的著名人物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凡有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会员之足迹。”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华侨是同盟会强有力的支柱。

                        二

        华侨在经济上支持辛亥革命的功绩极为突出。兴中会、同盟会发动的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购买费，起义士兵的军饷，平时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的宣传费，等等，绝大部分是华侨捐助的。正如孙中山所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的时候，在经济上就是完全依靠华侨的支持。当时在檀香山，孙眉自愿捐出一部分财产充当革命的活动费。后来为了筹集起义的军费，孙眉不惜把他的畜牧场的牛降价出售，每头仅卖六、七元。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的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所得款项全部用来充当起义军费。

从一八九五年起，孙中山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的一系列起义，每次军费都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0七年至一九0八年的几次起义就得到华侨捐助约200,000元。西贡华侨李卓峰一个人就为防城、河口、镇南关（今友谊关）等处的起义捐了几万元军费。

在黄花岗起义前，孙中山到加拿大募捐，华侨踊跃捐助。但华侨多为劳工，收入有限。于是，域多利埠（今维多利亚市）洪门侨众决定把他们的致公堂会所变卖，捐充军饷。并先将会所向银行抵押得三万元，汇给革命军统筹部。在域多利洪门侨众的带动下，美洲各地华侨捐款“踊跃倍于寻常”，都郎度埠（今多伦多市）、温哥华的洪门侨众也变卖了致公堂会所，各得一万元，全部捐助起义。黄宣霖、林礼斌等华侨也竭力捐款。

马来亚的华侨商人谭德栋，在为黄花岗起义筹款时，先认捐了500元，当得知筹款有困难后，他又捐了500元，最后，他答应把店中的5000元货物全部倾销，把所得全部作为捐款，他还答应出卖股票以支持革命事业。

黄花岗起义的军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0,000元，结果筹得港币187,000余元，其中美洲华侨捐了77,000元，南洋华侨捐了80,000余元。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一时陷入低潮，北美洪门又一次给予援助。加拿大洪门组织华侨捐款，得款70000港元；

武昌起义爆发后，华侨捐款更加踊跃。广东、福建、云南、上海等地，在光复中都得到华侨的捐款支援。当时广东省财政司收支总册报告，从一九一一年九月到一九一二年五月底这半年中，华侨支持广东光复和革命政权的捐款和借款共达1,758,000多元。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时，财政非常困难，也得到华侨捐款援助。华侨庆贺他就职的电文，很多附笔都提到捐款。例如，美洲华侨的贺电说：“闻公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闔境华侨欢极，庆国得人，齐祝万岁。款继发。”马来亚霹雳华侨的贺电提到：“款明日电付。”缅甸华侨则电告孙中山：“款筹便，要汇何处，请电复！”临时政府成立之初，财政困难，陈嘉庚个人就捐了50,000元给孙中山。

革命党人光复上海后，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库储无存，税款难收，各项开支迫切急如燃眉。在这紧要关头，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华侨捐款五万多元，及时帮助革命政府解决了财政困难。据当时沪军都督府派往新加坡、马来亚筹款的庄希泉回忆，其所筹得汇往上海的款项达数十万之多，仅吉隆坡一位华侨富商，一次即认购团债二三十万元。

福建光复后，库空如洗，民心未稳，陈嘉庚汇款二万元，并表示“款可续汇”。他四处奔走，发动华侨捐款，一月之间汇去二十余万元。马来亚各埠推举陈新政等人为代表，缅甸推举庄银安为总代表，回福建“赞襄光复事业”，他们分别电请各地汇款支持新政权。帮助福建新政权渡过了难关。云南等省在光复前后，也都得到东南亚华侨接济的款项。

陈宗山在《南洋华侨革命史略》中说：“临时政府初立于南京，库藏如洗，得南洋华侨所输于革命之资，可五、六百万元。”   

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辛亥革命的贡献，有几点是应该特别指出的：

1、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虽然革命组织也发了一些债券，但华侨购买这种债券并不要求兑现。例如，西贡巨商李卓峰为革命捐了巨款，以致个人的经济非常困难，但为了救济防城、河口、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退入海防的战士，他还向银行借款二万元。孙中山曾给他数十万元的国债券，他却把这些债券全部烧掉，表示绝不希望任何酬报。这些华侨正如孙中山所说：“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地”，“一团热诚，只为救国”。

2、许多华侨为了革命救国，不惜倾家荡产。除了邓荫南、李卓峰等人的事例以外，还有华侨资本家林受之也慷慨为革命捐款。参加同盟会后，林受之多次赞助革命经费，仅潮州黄冈起义，他就捐款二万元，此后的几次起义，他有时捐三千，有时捐五千，有时捐一万，可说是不遗余力。最后，他把潮州的家产也变卖了，甚至“连两位夫人的私蓄也都献出”，先后为革命捐款数十万元。他为革命用尽全部家产，以致子女无钱上学，不得不“自食其力，佣工为生”。华侨肖竹琦为了支持黄花岗起义，竟把他的田产全部出售。槟榔屿的吴世荣等，也因为支持革命致使个人的经济事业遭受到很大困难。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3、华侨劳动者也慷慨解囊，支持革命。例如，在越南堤岸卖豆芽的小商贩黄景南，每天把赚到的钱投入扑满，作为革命捐款的储蓄，最后把一生的积蓄几千元全部捐献。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得到一文钱，但是他把半生的积蓄三千元全部捐献给革命事业。缅甸华侨工人黄群义也把平生的全部储蓄捐献出来。美国华侨餐馆和洗衣馆工人，新加坡的华侨码头工人等等，也都为革命事业踊跃捐献。

4、华侨中有些大资本家也捐款支持革命。例如，苏门答腊棉兰的大资本家张榕轩、张耀轩兄弟，虽然被荷兰殖民政府委任为甲必丹和玛腰，张榕轩还曾花了十万两银子捐得清朝一个官衔，可以说他们同殖民政府和清政府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耀轩也捐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原来，张耀轩有一次要乘德国轮船去新加坡，可是德国轮船竟规定不许华人坐上等舱。于是他们兄弟和张弼士三人发奋经营起一个轮船公司，规定不卖票给德国人。此外，张氏兄弟曾投资建筑潮汕铁路，可是清政府为出卖路权给列强，竟利用“铁路国有”的名义，只用六成的股款强制收购铁路的股份。正是因为他们外受帝国主义的歧视，内受清政府的敲诈，所以也希望祖国兴盛起来，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激发了爱国热情，同情祖国的革命事业。武昌起义爆发后，吉隆坡大企业家胡子春放弃了保皇立场，站到孙中山一边，他不仅吁请广大华侨慷慨解囊，而且带头捐献巨款以支持革命。

5、捐款支持辛亥革命的，除了分布于东南亚和美洲、非洲、澳洲、欧洲等地的华侨外，港澳和台湾同胞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例如，港商李柏（李纪堂）捐助革命军费，前后达一百万元左右，也几乎牺牲全部家产。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热爱祖国，共同的心愿是盼望祖国早日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

                            三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英勇参加武装起义，为革命流血牺牲。

海外华侨很多都是洪门成员，而洪门组织素有武装反清斗争的传统。兴中会成立后，邓荫南等华侨洪门人士就投入到反清起义的筹备工作中。

    一八九五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跟随他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候艾泉、夏百子等十多位华侨 。一九00年十月的惠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斗争，婆罗洲华侨黄福曾参与策划，邓荫南、宋居仁、候艾泉等华侨也参加了这次起义。

惠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新加坡许雪秋等洪门人士联合国内洪门，准备于一九0五年四月发动潮州起义，以摆脱革命低潮。众人推举许雪秋为革命军司令，积极进行筹备工作。然而，因秘密泄露，起义未能成功发动。虽然潮州起义未能成功发动，但这是华侨洪门人士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的一次革命行动，对于迎接反清革命高潮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0七年，孙中山在广东、云南边境一连发动了多次起义。这一系列起义都有许多南洋华侨参加。其中，一九0七年五月的潮州黄岗起义，是新加坡华侨许雪秋、陈涌波等发动、领导的；同年六月，新加坡华侨邓子瑜指挥了惠州七女湖起义。这两次起义都以华侨为主要骨干。一九0八年三月,钦廉上思起义的主要力量，是以华侨为主的短枪队。在一九0七年十二月的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和一九0八年四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中，越南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和运输军火、粮食，很多人还参加了起义队伍。

同盟会所领导的最壮烈的一次起义，是一九一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九（阳历四月二十七）的广州起义，也就是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是孙中山、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策划的，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得到华侨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志士回国参加这次起义，仅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报名参加广州起义的华侨就有五百人之多。新加坡印刷工人李文楷，闻知选锋队（敢死队）招募壮士，兴奋地说：“吾致志报国之时机至矣。”遂报名参加了选锋队。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首，组织敢死队回国。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华侨也有很多人回国参加起义。

这次起义，本来计划挑选八百个革命志士组成选锋队，其中多数是南洋华侨和日本留学生。但由于联络工作没有做好，敢死队没有全部到齐，结果只有一部分在黄兴指挥下进攻总督署。他们奋勇作战，但因寡不敌众，终于失败。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遗骸，最初被同情革命的人士收殓了72具，合葬在黄花岗，后来陆续查明的还有14位烈士，共86人。这86人中，明确认定是华侨的有29人，还有一、二人可能也是华侨，所以有人说是30人或31人，占全部烈士的三分之一以上。

黄花岗之役的华侨烈士，有几点事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1、在三十名左右的华侨烈士中，工人占十多名，其余有职员、教师、记者、商人、传教士等。华侨各阶层几乎都有参加这次起义的，但劳动人民是武装斗争的主力。

2黄花岗烈士事先都抱定牺牲的决心，有不少人还留下了绝命书。例如，余东雄在起义前写了诀别书，表示要“一往无前，誓无反顾。......但求马革裹尸以为荣耳”。霹雳州华侨李炳辉在参加选锋队后回国经香港时，收到其母劝他返回的信，他忍痛写信给他的母亲，表达自己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并写下一首诗：“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为私。”可见烈士为了救国，不惜贡献他的年轻生命和牺牲家庭幸福。

3、他们作战都奋不顾身。例如，吉隆坡华侨李晚高举起义大旗，在队伍前头勇猛冲锋，终于牺牲。

4、被捕的烈士在审讯和临刑时，都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例如，河内华侨罗联在作战时被捕，他对探监的族弟说：“我决心舍生取义，望诸弟能继吾志”。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讯他，他始终不屈服，在刑场上还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亡！”曾在苏门答腊担任教师的罗仲霍在受伤被捕后，还大骂“满奴”，并在清朝官吏、军警面前侃侃宣传革命，实践他的诗句所言：“愿将铁血造世界”。

这些烈士的事迹可歌可泣，感天动地。正如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同盟会曾多次用暗杀手段来对付清朝的贵族高官，华侨革命志士也参加了这种行动。例如，一九一0年十一月，旧金山华侨厨工邝佐治谋杀赴美国考察海军的清朝海军事务大臣载洵，不幸被捕。在审讯中，他慷慨陈词，说：“我欲报国，虽死亦所不辞，中国必将为民主国”。为了避免连累同志，他声明这次行刺只是他一人干的。后来由于同盟会和爱国华侨设法营救，他只被判十四年监禁。

马来亚华侨矿工温生才，于一九一一年三月在广州接受了华侨兴业社布置的谋刺广东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的任务。击毙

孚琦后，温生才不幸被捕。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审讯，问他为什么要暗杀，他回答：“不是暗杀，是眀杀。”并当场痛骂“满清无道，日召外侮”，并说明他的行动完全是为着救国，和孚琦没有私仇，他要用这一次行动来唤醒同胞。临刑时，温生才神色泰然，毫不畏惧。他还向观众呼吁：“今天我替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奋起做人才好。”他和邝佐治的慷慨陈词，使清朝的贵族高官为之胆寒，也感动了不少同胞。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华侨纷纷回国参加各地的武装斗争，组成北伐队、炸弹队、总统宪兵队等。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的两个星期中，仅马来亚霹雳州既有华侨矿工约两千人回国参加革命。许雪秋同陈涌波等人从新加坡带领一批华侨志愿者赶回广东，组织南路进行军，先后光复了汕头、饶平、大埔等县。

南洋华侨、资深洪门人士黄乃裳赶回福建参加革命。九月十九日清晨，他带领百余学生军进城与清军恶战。时年62岁的他高举大旗，冲在前面，终于活捉了拒不投降的清朝官吏，光复了福州。

当武汉军情紧急的时候，一批归国华侨工人组成敢死队，由上海赶往武汉，去参加黄兴指挥的部队。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云南腾冲起义，是由缅甸华侨张文光发动和指挥的，缅甸华侨和华属子弟在这次起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人还曾担任重要的军政职务。

                      四

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在大造革命舆论、宣传革命道理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侨虽然一直渴望祖国富强，但他们同国内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民主革命这条道路的。最初，华侨和国内民众一样，大都受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希望能有个“好皇帝”，所以听到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很多人“掩耳惊走”，认为“大逆不道”，甚至把他看作“洪水猛兽”。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必须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

此外，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国内站不住脚，也出走到国外，在华侨中进行活动。他们于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设立了保皇会，主张拥戴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他们的改良主义对一部分华侨上层人士很有吸引力，所以在世界五大洲的一百七十多个市镇设立了保皇会，向华侨募捐到许多钱。

华侨参加保皇组织，为他们捐款，虽然是受康、梁等人“保皇以救中国”的欺骗，但主要是出于爱国至诚，是为了改变祖国和民族的衰败屈辱地位。新加坡著名的豪富诗人邱菽园很大一部分资财捐给了保皇会，以致“散尽黄金剩鬓丝”。保皇党人在许多地方利用华侨的捐款创办报刊，宣传保皇，反对革命。当时东京的《新民丛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纽约的《中国维新报》、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槟榔屿的《槟城新报》和仰光的《缅甸日报》等都是保皇党的机关报刊。这就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大障碍。

传播革命思想，揭露保皇派的真实面目，启发广大华侨的觉悟，使他们由保皇转向革命，除了革命党人的大力宣传以外，华侨中的知识分子也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宣传工作，他们的影响不可低估。

捐款办报是华侨在宣传工作上的主要贡献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以前，由华侨出资创办的、宣传革命的报纸有三十多种。新加坡的陈楚楠、张永福早在一九0四年春便集资创办了《图南日报》，鼓吹反清革命，与保皇派控制的《天南新报》大打笔仗。后来由于开资过大，《图南日报》被迫停刊。1907年，他们又募集资金创办了《中兴日报》，继续坚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廷的腐败统治。《中兴日报》发行于东南亚各地，影响很大。

檀香山华侨曾长福为宣传革命，先将《檀山新报》（即《隆记报》）改组为《民主日报》，后又集资创办了《自由新报》。他这种热心办报宣传革命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华侨的进步报纸同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檀香山《隆记报》早在一九0三年就刊登了孙中山的《驳保皇派》一文，对当地保皇会《新中国报》的言论加以驳斥。以后该报“继续文战，数载不止”。新加坡《中兴日报》同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也多次激烈笔战。一九0八年，《南洋总汇报》连续发表《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等文章，《中兴日报》则发表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文章加以批驳。那时，居正、胡汉民、汪精卫等人都曾为《中兴日报》写文章，论战十分激烈。

加拿大的《大汉日报》同保皇派的《日新报》也展开论战，“彼此驳论至二百余续，为海外两党最持久之文战，而侨胞知识亦缘是具长足之开发”。

经过同保皇党在报刊上的激烈交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终于占了压倒的优势，很多本来支持保皇党的华侨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同盟会。许多华侨，例如缅甸的庄银安、怡宝的郑螺生等人甚至从保皇派转变为革命派。革命派同保皇派的论战关系到辛亥革命的成败，它的主要战场虽然在华侨众多的海外，但对国内民主革命运动也有很大影响。 

参加了同盟会的华侨还纷纷办起“阅书报社”，作为联络华侨、宣传革命的一种机构。例如：缅甸同盟会分会建立后，在仰光公开设立了“觉民阅书报社”，以“开通民智，联络华侨，了解国内外时事”为宗旨，进行革命宣传。“觉民阅书报社”购置了海外各地区同盟会主办的宣传革命的华文报刊，如《民报》、《星洲晨报》、《光华日报》、《中国日报》、《醒华报》（加拿大）等。“觉民阅书报社”内还陈列着当时收集到的一些激励民族气节，揭露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等罪恶的书籍，如《扬州十日记》、《鸦片战争史》、《革命先锋》（即邹容《革命军》）等。这些激发民族气节、宣传民主革命的书报，特别容易为华侨所接受，不少缅甸华侨毅然与清廷决裂，参加同盟会。

有些地方还以书报社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南洋各地有数百个书报社，如新加坡的同德书报社、槟榔屿的槟城阅书报社、马来亚霹雳的益智书报社等。其中，荷属东印度就有五十个以上。美洲华侨也办了一些“阅书报社”，如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等。在书报社里，陈烈各种书报，包括宣传革命的书报，供人们阅览。有的书报社还定期举行演讲会，向广大华侨宣传革命。

参加革命的华侨还注意向国内同胞进行宣传。青年革命家邹容一九0三年在日本写的《革命军》一书，是反对清朝最激烈的一本著作。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等把这本书翻印了二万多册，改名为《图存篇》，不但向华侨散发，还寄给国内各省、府、州、县的官绅以及北京翰林院和总理衙门。婆罗洲华侨黄乃裳曾携带《革命军》五千册回国散发。美洲《中西日报》也印发了《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冯自由在日本也筹款合印《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共十万册，分寄国内外。

新加坡华侨黄世仲积极从事文艺创作，以宣传革命。他写了《洪秀全演义》、《陈开演义》、《廿载繁华梦》、《党人碑》等10部小说，歌颂民主革命的主张和思想，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黑暗。他的作品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社会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表现了革命党人改造中国的决心和胆识。其中，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演义》在国内外发行，有人还把它改编成了戏剧。黄世仲加入同盟会后，还曾参与组织剧团，演时装新剧，表面上以劝戒大烟、赌博、缠足等为主题，实际上宣传革命。

一九一一年八月五日，清朝最大的军舰“海圻”号访问古巴。古巴三民阅书报社等侨团向舰上官兵宣传，特地印刷题为《海圻军人听者》的传单，利用华侨到舰上参观和舰上官兵上岸看戏的机会向他们散发，还向他们演讲，鼓励他们参加革命，感动了不少人。“海圻”号返航抵达上海后，舰上官兵响应武昌起义，也参加到了革命的行列中。

                      五

华侨支持祖国辛亥革命，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在保护和救助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人及起义志士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

一九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李既堂以重金资助孙中山，使他得以漫游欧美。新加坡华侨张永福慷慨资助革命资金。孙中山在新加坡的一切费用，都是由陈楚楠和张永福分担的。张永福的晚晴园别墅成为孙中山在新加坡的下榻之处。晚晴园作为东南亚同盟会的总机关，胡汉民、黄兴等人也曾多次在在这里下榻及商谈起义大计，饶平黄冈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都是同盟会领导人在晚晴园策划的。

孙中山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常常遭受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政府的阻挠和驱逐，但每次都得到爱国华侨的援助。例如，一九0四年四月他到美国旧金山的时候，清朝领事和保皇党人密报美国移民局，阻挠他登陆，把他拘禁在码头木屋，幸得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首领）黄三德等延请美国律师向华盛顿当局交涉，并以致公堂楼宇为抵押，向担保公司借到500元作为保证金，将孙中山保出。

一九0三年，上海《苏报》介绍邹容《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清政府因此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查封了《苏报》，还要求引渡章太炎和邹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用侨团的名义打电报给英国驻上海领事，要求公共租界当局按照保护国事犯的通例，不要把他们引渡给清政府。在各方面营救的正义呼声中，章太炎和邹容始终没有被引渡，而只被判处几年监禁。

东南亚邻近中国，实际上成为国内起义特别是同盟会在粤、桂、滇起义的后方基地。

一九0八年初，广西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从越南到了新加坡，仍然住在晚晴园。由于刚遭受失败，这些同盟会领导人难免心情低落。张永福仍然热情接待，帮助孙中山、黄兴等人走出失败的阴影，孙中山等人很快就恢复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越南华侨黄景南为孙中山提供食宿，孙中山来越南所带秘密文件，均由黄景南代为保管或递送。有一次，孙中山受法国密探跟踪，避入黄景南的店铺。黄景南急中生智，把孙中山藏在发豆芽的大木桶里，从而使孙中山躲过了危险。

一九一0年，保皇党勾结清朝驻仰光领事，污蔑同盟会的机关报《光华日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请缅甸总督下令把报馆编辑部的负责人居正和陈汉平驱逐出境，驱逐令写明“押送广东交清官办理”。如果居正他们被押送广东，性命就难保了。幸好他们被押解到新加坡的时候，当地爱国华侨延请律师同当地政府交涉，结果改为“自由出境”。

每次起义失败后，都有许多起义者被迫离开祖国，逃亡异国避难。他们当中许多人身无分文，饥寒交迫，海外华侨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救济落难革命志士的责任。

东南亚地区邻近中国，实际上成为国内起义特别是同盟会在粤、桂、滇等省起义的后方基地。孙中山依靠越南华侨的支援和保护，先后发动发动镇南关起义和河口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安全撤回越南。起义的善后工作，主要是由华侨人士承担的。主持西提同盟分会会务的黄景南，负责安置、抚恤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撤退到堤岸的起义者。

西贡巨商李卓峰为革命捐了巨款，以致个人的经济非常困难，但他还向银行贷款二万元，用以救济防城、河口、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退入海防的战士。

        新加坡华侨也积极为落难起义者提供庇护。张永福不遗余力地为逃往新加坡避难的起义志士提供安置、照料、帮助。河口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将士韦云卿等六百多人退入当时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后来被遣送到新加坡。为安置这些落难志士，陈楚楠、张永福等人将一块约一千亩的红石矿地捐出，成立“中兴石山公司”，用经营公司所得的收入来保障落难志士的起居生活，新加坡、马来亚的洪门侨众，为接纳这些落难志士，以契约为抵押，向英国殖民当局交纳的担保金既有13万元之多。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还介绍他们到槟榔屿、霹雳、文岛等地的工厂、矿场和农场工作，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功绩昭然，贡献卓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揭开了华侨史上崭新的一页。此后，无数华侨继承先辈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传统，对祖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中国不但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富强国家，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兴中会的宗旨“振兴中华”，现在又有了新的重大意义。广大华侨、华人一定会进一步发扬光荣的爱国传统，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